对疾病的重新分配
让我们来体察一下屋里有一位精神病亲属的贫穷家庭的困境吧。我们是在19世纪的维也纳。年，维也纳精神病学教授瓦格纳-尧雷格说：“假如穷人们必须在他们拥挤的家里容留精神病亲属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那么，许多家庭成员要忍受夜晚睡眠遭受干扰的痛苦，或为患者的举止所惊吓或激怒，或因为缺钱而不能提供适当的医疗关怀。一种危机于是产生了。收容院超量收容时，这些人首当其冲。”
照看这种精神疾病，首先落在这种家庭头上。决定将一位折磨鬼留在家里，或为其寻找看护的正是这种家庭。一位对美国收容院精神病学研究感兴趣的学生总结说：“从年到年的这整个时期里，家庭一直掌控着人院的过程。”这样，收容院患者人数要增长的话，家庭首先必须决定把他们送走。
但是，为什么是在19世纪家庭如此经常地作出这种决定？是因为先前没有收容院可以送恼人的亲属去，还是因为这种家庭生活动力上的一些改变？是家庭的推动，还是收容院的吸引？
让我们来考虑一下这种吸引的论据。在没有收容院的情况下，家庭必须将发狂的亲属留在家里，或将他们赶到大路上，这是非常真实的。但是，那仅仅是穷人家的真实情况。富裕家庭也一直为这种精神病问题所苦恼，而且，这些家庭支付得起外面的膳宿费，如果他们这样希望的话。一些家庭确实将折磨人的亲属扔给了教会，但是我们发现，在上层阶级家庭中的疯子绝大部分通常都被留在了家里。文艺复兴时期德国的这些疯王子，会被关进他们的房间里或要塞。布尔德是一位蒙彼利埃的医学博士和牧师，他将年出版的《健康祈祷书》中“疯病”一节留出来论述这种疾病的家庭管理。在某段时间之前，这些富人家庭没有显示出对私人疯人院的兴趣。事实上，没有一家疯人院出现在18世纪以前的英国，也没有一家疯人院出现在19世纪以前的欧洲大陆。
我们如何来解释这种要将他们的亲人送走的这些富裕家庭的变化了的意愿？我认为它涉及到了家庭生活中的变化着的情感范式。当这种家庭开始日益把自身看成是一个感情单元时，家里捣乱的亲属开始显得越来越令人难以容忍。在18世纪以前，这种家庭的维持更多地是基于财产和血统的纽带而非情感。它很少有亲密关系可以打乱，而且不在餐桌旁或其他私人时间里赞美它的团结；也很少有这些机会。但是，在18世纪晚期，这种家庭生活中的情感氛围开始变化。亲属们变得更加亲密，晚餐成为个赞美这种源自“小家庭和睦团结”的私人情感的场合；法国人叙述为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小家庭。精神不正常的亲属，不再适合进入这种幸福的画面中。
格尔根是19世纪早期维也纳一所新建成的私人精神病诊所的业主，他曾解释为什么富裕家庭开始光顾他的诊所。格尔根说，精神疾病中存在一些固有的东西，它使患者把亲属们安慰的话语、未婚妻的焦虑与担心、亲近的人们的眼泪与叹息误解成……与实际上的它们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他的兴奋的幻想、他的敏感，现在对任何和睦的感觉都是极为不利的，让他动不动就把亲爱的妻子看成是毒药的调制者，把可爱的孩子当成魔鬼，把惬意的住所认作监狱。他听到另外没有人听到的声音，他看到另外没有人看到的东西……处在混乱中的这个男人，他对他的家庭唯有满腔的热忱，却既不观察也不倾听他们的痛苦。那是一种话语中夹杂着手势大声将痛苦本身宣告给他的痛苦。人们很难在先前时代的医学的或外行人的文献中找到具有这种力量的言辞。这里，我们在讨论一种新的生活的方式。对这种生活方式来说，一位亲人身上的精神病不再是可接受的了。
统计数据显示，引起的混乱越大，这种家庭摆脱患病亲属就越快。斯维特林拥有19世纪晚期维也纳一个面向富人的私人精神病诊所，他向一些家庭询问了送到诊所之前患者疾病的持续时间：在来诊的56名忧郁患者中，1/3的家庭（36%)在带患者来诊所前，曾打算等半年或更长时间；只有18%的这些忧郁症患者在疾病稍一发作的一个月内被送来。在16名多疑症患者中，没有一个家庭在三个月内管过什么。但是，在患躁狂症——这是一种使受害者日夜坐立不安的病——的22名患者中，68%的患者在症状发作不到一个月就被带来了。这意味着在19世纪70年和80年代，2/3的有躁狂症亲属的维也纳富裕家庭，已经不能忍受尖叫、击掌、吟唱、叫嚷和对家具的破坏超过一个月。
这种情况意味着，在17世纪70年代和18世纪70年代，这样的家庭能忍受躁狂症。这样，控制变化的不是收容院看护，而是家庭情感自身的氛围。因为在17世纪这些家庭如果希望的话，是能够提供外面的看护的。在这种家庭生活形成的紧密的小的情感核心中，一个显眼地受到疏远的成员的存在是难以想象的。这样，收容院收容者人数上升的一个要素,就是容忍精神病的家庭意愿的减弱。曾在家庭里救助的精神疾病，现在指派给了这种收容院。
这种相同的、不断增长的摆脱困境的意愿，大体适用于高龄痴呆症患者。虽然家庭从前愿意容忍一位痴呆老人的存在，但最迟到19世纪末，家庭开始寻找外界的护理。年，一位英国医学著作作者注意到，一种收容院收容者的增加“源于无攻击性的老人被送进收容院。他们是这种或多或少被称为老年痴呆的国民，先前呆在救济院，或被允许与愿意照顾他们的亲人或朋友在一起……”在白金汉郡的一所收容院里，收容的60岁以上者的百分比，从年的18.7%上升到年的24.0%。在美国也出现了同样的倾向。在19世纪70年医院，这种因“年迈”而被收容的患者的比例激增。宾夕法尼亚医院的资料仅始于年，当时全体患者中的14.8%罹患“老年性精神疾病”。在年到年，这个数字是26.4%。历史学家格罗布（GeraldGrob)总结说，在20医院越来越成为一座老年人的仓库。这些都是从家庭向外重新分配疾病的例子。
另外一类重新分配，包括将先前在监狱和救济院的人送去收容院。在英国，年的一个法律规定，帝国的资金可以用来转移地方上的贫民疯子去郡的收容院，引起-种明显的护理负担的变动。—些著作者争论说，这些贫民疯子更主要是贫困者而不是疯子：他们是多余的人而并非精神不正常者，社区高兴送走他们。但是，那个时代的见闻广博的观察者确信，在大部分情况下，在收容院度过一生的贫困者有些严重的精神疾病问题。例如，年斯塔福德郡伯恩特伍德收容院的年度报告，让我们瞥见了一位满腔人道主义热情的主管，站立在收容院的门旁，欢迎新从救济院到来的人：“从这个救济院移送来的、需要非常特别看护的无助的慢性患者相当多。人们时常产生抱怨，认为收容院会受到那些患者的拖累；但是对我来说，我高兴地认为，我们掌握的、用于护理和照看这种贫困和恼人的患者的方法，被幸运和有益地用来减轻他们疾病产生的这种重负。”
要到我们对贫民疯子和其他被重新分配的患者，逐一依据他们的档案有一个回顾性分析时，我们才能说是否这些被重新分配的患者患精神疾病，还是仅仅不合时宜。但是，强有力的基于轶事的证据暗示，这些被他们的家庭和地方社区扔给收容院的个体们，怀有一些严重的精神问题，而非因为挑战20世纪60年代以来出现的、学者们津津乐道的这些话题中的资本主义、父权秩序及所有其他的混乱的东西而受到监禁。
上升的精神病发病率
这种人群压力的另外一个主要部分源自19世纪期间精神疾病发病率真正的上升。在年到年间，这种危险明显升高了，即普通人在他或她的一生中会受到一种严重的精神疾病的授袭。让我们按争议从最少到最多的顺序，讨论一下各种引起这种上升的危险的因素。
19世纪，这种发病率上升最为明显的精神病是神经梅毒。在精神病学历史上，这种梅毒对中枢神经系统的浸润是头等重要的事，因为它以精神病症状的形式在临床上宣布着自己的到来。这种晚期神经梅毒会在公立收容院和私人诊所得到医疗。正是这种疾病发病率的急剧上升，解释了涌入设施的这股患者供流的一部分。曾被称为“世纪之病”的神经梅毒，实际上在今天已经被遗忘了，而且通常受到精神病学史家的忽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如此荒唐的有关“疾病的社会建构”和诸如此类的作品通行却未受到挑战。根本不存在任何有关神经梅毒的社会建构。
通常，在一个“可爱的女孩”婚前还不是可以得到的时代，年轻的医学生或生意人会与妓女发生性行为。他会察觉到阴茎的炎痛，或腹股沟淋巴结的肿大；这被视为早期梅毒的证据。然后，这些感染体征会消失，而且这段插曲也会从他的头脑逝去。这部分地说明了，为什么如此多后来的中年受害者会否认曾患过梅毒。这不仅仅是件丢脸的事，而且在一个皮肤感染司空见惯的时代，早期的证据常常在不经意间就消失了。
但是，这些螺旋体即引起梅毒的微生物，不会离开这个年轻男人的血流。一年之内，它们可能已经侵入脑膜内侧和脊髓，却在临床上悄无声息。这样在许多年中，面临罹患这种疾病严重危险的这些年轻医师或生意人，行走起来并没有不适的症状。这时，两件事情中的一件会可能发生。要么他身体内的免疫系统战胜这种疾病，由此它事实上消失了。要么，10年当中走向这条路，受感染的个体开始出现症状，可能表现为不能说清楚某些习语。为了从神经梅毒中区分出精神分裂症，波士顿的年轻医师刘易斯·托马斯会请他的患者们说上帝保祐马萨诸塞州的全体人民。（刘易斯让患者讲这句话，目的在于区分精神分裂症和神经梅毒，因为后者不能清楚地说出某些习语。）
由这种螺旋体引起的早期脑膜炎，可以表现出更为明显的精神病症状，如躁狂症的浮夸特征。在一个病例中，一位著名的法兰克福化学教授突然中断了他的演讲，开始讲起市民中流传的闲话。前一天他外出，买了10台汽车和块手表。中年生意人和专家们身上的任何精神病症状的这种突发，都使得那个时代的医师们立即想到神经梅毒。最令医师们咬牙切齿的症状，是螺旋体源性躁狂症的这种幸福感，因为这些患者从不承认他们有病，（他们感觉自己很伟大！）而且他们有这种使家庭破产的能力（如许多人所做的那样）。
随着这种疾病的发展，它会表现为两种类型中的一种。如果它首先侵袭了脊髓，那么它就会以脊髓痨（tabesdorsalis)[也称运动性共济失调（lo北京白癜风专科医院北京中科忽悠
